“谁用我身份证办了52个手机号？”媒体报道中的吴先生遭遇一张身份证被办52个手机号码的怪事，令人叹息。尽管他与运营商交涉之后有了解决办法，但那52个号码走完解绑流程，最快也要三个月时间，不能不说太糟心了。这让人不禁要问，手机卡实名制实施多年，为什么电话“黑卡”仍然屡禁不绝？

　　吴先生本人和记者的调查了解也未能找到事件发生的准确前因后果，勾勒出此类事件相似的窘境。普通人很难把售卖“黑卡”和个人信息被侵害之间的各个环节和完整过程搞清楚。运营商客服人员的推测也令人匪夷所思，吴先生的身份信息可能在实名制实施之初已泄露。

　　个人信息被泄露，究竟谁之责？事实上，我国网络安全法早就明确了网络信息安全的责任主体，“谁收集、谁负责”便是基本原则。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，造成严重后果，或者从公民个人信息交换、流转、销售中非法牟利，甚至要追究其刑责。网络服务提供者等产业链条上的诸多从业者，必须要明确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的义务和责任，收紧信息收集的“红线”。

　　同时，大数据时代的信息收集和使用日益复杂，挑战接踵而来。正如数据科学家维克托·迈尔-舍恩伯格所揭示的，大数据的价值不再来源于基本用途，而是源于其二次使用；更重要的是，许多数据在收集时并无意他用，最终却产生了诸多创新性用途。这意味着在鼓励创新和实现治理之间是一道讲究平衡的课题。挖掘大数据价值的同时，要履行好源头的责任，在共生的网络空间中实现共治共享共赢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杨博）